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作者: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来源:未知 2020-06-14   阅读: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 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 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 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 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 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 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 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 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 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 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 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 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 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 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 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 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 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 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 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 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 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 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 现出来了。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 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 也因此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 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鲁国之《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 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 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并发扬了《春 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 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除了历史著作外,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文化巨匠还将目光直接投向现实社会 和人生,构建出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说理散文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 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论语》是孔子门人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它所昭 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论语》文约旨博,言简意赅,极有韵 味。《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墨子》发展了文章的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老子》一书有见于社 会的混乱和罪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 判,直接导致了道家学派的成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该书散韵相间,自然变化,不拘一格。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 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之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 “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 矣。”(《文心雕龙·宗经》)。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宗尚,所 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 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 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 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和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 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 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 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 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 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 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 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 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 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 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 弱的鲁仲连,等等。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 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 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 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 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 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 《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 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 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 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 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 “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 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 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 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 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 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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