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界掀起现实主义大讨论

作者:俄罗斯文学界掀起现实主义大讨论 来源:未知 2020-07-10   阅读:

俄罗斯文学为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对自己的人民和世界所说的第一句和最主要的一句话。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在繁盛时期,曾经有过许多

     俄罗斯文学为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对自己的人民和世界所说的第一句和最主要的一句话。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在繁盛时期,曾经有过许多名称: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旧有的伦理、美学体系被打破,人们对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怀疑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描绘出完全相同的世界画面的可能性;怀疑以历史规律和因果关系为前提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片面的、不能反映生活的多层次性;怀疑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坐标对于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和复杂化了的人已经远远不够。一时间对现实主义的嘲笑、摈弃之风兴起,评论界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古老善良的现实主义”。人们认为应当弥补那些被错过的东西,肃清和消灭空白,使俄罗斯文学建构在世界范畴里。于是,无论在艺术实践还是在理论批评上,后现代主义都盛极一时。现实主义似乎走入了秋天,许多作家像大雁一样纷纷离开这片土地。一些评论家如阿·阿格耶夫、德·巴克、弗·库利岑、维·叶罗菲耶夫等称此为现实主义危机;而另外一些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纷纷撰文予以反击。由此,俄罗斯文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总的来看,主要有四种提法: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移变现实主义、正统派。

  新的现实——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一个并不新鲜的名词。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每当面临新的社会文化形势,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不同于以往时,常常被评论家冠以这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

  1992年,文学理论家卡连·斯捷班尼扬在《作为后现代主义终结期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肯定了一种美学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因素有机而深入地渗透到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中,两种好像完全对立的艺术体系相得益彰。他称此为“新现实主义”。

  1993年,著名评论家巴·巴辛斯基在《回归: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战性札记》一文中,同样使用了“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并把当代一些作家归入其中。

  新现实主义一经提出,就引起评论界沸沸扬扬的争论。反对者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从来没有离开过俄罗斯的文学生活。那些使它符合现代精神的各种定义(“新”或者“社会主义”)只不过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也可以说是调味品,是加入了调味品的现实主义。拥护者认为,“关于20世纪末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消息会唤醒文学生活。评论界在痛苦的沉默状态下长久地寻找合适的词语,现在看来这个词语找到了,就是‘新现实主义’。”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谢尔盖·卡兹纳切耶夫发表《“新现实主义”和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认为应当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创作方法来看待。这样说来“新现实主义就是在当前的社会和文学语言发展阶段的现实主义。”同年,年轻作家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发表《反对送葬》,提出后现代主义濒死。 “在年轻人的小说中……重又感受到以前的传统文学。新现实主义!”这篇文章被认为是20岁一代年轻作家的宣言。之后,年轻作家朗曼·谢恩钦又在莫斯科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声明《新世纪第一代文学》。声明中称“我们文坛上统治了10年的后现代主义走向颓势……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辩护士在他们最近的作品中都失望地转入现实主义的轨道。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是20年前文学研究教科书上的现实主义,评论家给了它一个新的名称,虽然不是很合适,但姑且就用它一下——新现实主义。”2003年10月,他又在《文学的俄罗斯》报上发表《新现实主义者们》一文,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今日俄罗斯文学众多流派中的一个,它最年轻,也最具发展前景。

  卡兹纳切耶夫自认是“新现实主义”术语的创立者(他甚至在《独立报》上公开宣称自己对这一名称的专属权)。从1997年开始,他三次组织名为“新的现实——新现实主义”的主题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刚刚登上文坛的年轻作家(30岁以下)。其中最热闹的要数2000年3月那一次。莫斯科作协领导弗拉基米尔·古谢夫、文学研究家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和美国研究者亚历山大·穆里亚尔奇科等到会,大家纷纷提议颁发新现实主义证书,建立新现实主义科学院,甚至还要给后现代主义者们发表一封公开信,抬头是: “亲爱的死尸们!”可想而知,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但他们还是出版了作品集《新现实主义》和卡兹纳切耶夫的书《为文学中心主义辩护》。

  同样是拥护新现实主义,对其理解却不尽相同。卡兹纳切耶夫几次组织会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新现实主义确定含义。显然,这一点很难达到。不过,从各种论述文章和作品中我们还是能够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观点。

  一种看法是肯定后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界点就是新现实主义。这首先体现为作者立场的根本改变:“作家从训诫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了普通人——常常是自己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好像与人物站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情他们,不说教,也不做道德审判;其次是语言对于新现实主义者成为命运的象征,是各种明显的和隐秘的可能性的实现。第三就是大量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被现实主义者采纳。但新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首先,作者相信最高精神本质的存在,并使读者注意到这个存在(而不是注意到自己的信仰);第二,试图“综合传统的对世界有思想性的看法和主观的、强调个体性的看法”。总之,新现实主义者景仰现实并尊重它的各种表现,包括语言。

  第二种看法认为新现实主义就是如实描写新的现实,几乎完全摒弃虚构。这样的现实往往是残酷、阴暗的。列米佐娃是中年一代批评家中新现实主义最忠实的拥护者。她简直仇恨虚构。对于她来说虚构想像都是骂人的话。谢恩钦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如果我开始真正的虚构,我将把它视为废品。”他们把这样的主张贯彻于自己的创作中。作品都是以第一人叙述,有的主人公直接用自己的名字。他们笔下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直接白描当代青年肮脏的现实世界:一成不变、灰色调的日常生活画面,酗酒、吸毒、妓女、战争等社会丑恶现象。这就是他们的新现实主义。

  与混乱对话——后现实主义

  1993年,评论家纳乌姆·列伊德尔曼和马尔克·利波维茨基发表《死后之生,或关于现实主义的新消息》一文,对“新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这到底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复兴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扩张?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具有了深刻的结构变异。它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一种全新的美学体系:它的基础是对本体论原则的多样化理解,是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对话性理解,以及作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开放性。他们把在这个艺术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创作方法叫做后现实主义。“这个关于人和世界的后现实主义的概念要求对整个文化的美学和本体论坐标体系从根本上重新定位。”

  对于后现实主义,他们是这样阐释的:20世纪人们认识到现实并不是单一的、稳定的图景。面对混乱,各种艺术体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现代主义在拒绝于世界中寻找和谐的希望时,不拒绝对于和谐的渴望;后现代主义向混乱妥协;而新的现实主义在毫无遮掩地展示当今世界的混乱性和离散性的同时,表现出与这种混乱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试图往这样的现实中引入意义,在存在的混乱中寻找稳定,虽然是脆弱的、暂时性的稳定,但终归是支柱。而且,后现实主义从不抛弃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它正是通过人也是为了人才试图理解混乱,搞清混乱的非逻辑规律。只有这个再生的后现实主义才能担当起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无法担当的重任:与当今世界图景——混乱对话。

  2001年,列伊德尔曼和利波维茨基在他们合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第三卷《世纪末:1986-1990年代》中,把后现实主义作为与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列的一个流派提了出来。

  后现实主义同样招致评论家的攻击。巴辛斯基认为他们实际上在说明一个思想:现实主义的终结。因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跨越了这个界限就是纯粹的背叛。‘后现实主义’这种中性立场只会导致现实主义的死亡。”

  建构并摧毁神话——移变现实主义

  1998年,资深望重的女评论家娜塔丽娅·伊万诺娃发表《战胜了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一文,提出自己对今日现实主义的看法,她使用的名词是:“移变现实主义”。她指出当代小说中一种独特的体裁:“多甫拉托夫体裁”(因这种体裁给多甫拉托夫带来巨大声誉而得名)。这种体裁借鉴后现代主义风格,却又重振被它抛弃的意义和价值,拒绝“拒绝”。它目标指向现实主义,但摆在它面前的任务似乎与外部的美学现实无关,它要解决的是存在的、本体论的问题。这就是移变现实主义。这种文学的特点是:没有虚构,建构神话却又摧毁它,把文本展开成一个统一的、多层次的隐喻,把情绪洋溢的自省理智化,将人性还给人,却不给人以希望。

  守护崇高——正统派

  在被巴辛斯基和邦达连科归入“新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中,奥列格·帕夫洛夫和阿列克赛·瓦尔拉莫夫等人坚决不同意这个名称。1997年12月,他们在《文学的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对话《我们是正统派》中谈到:“我们本质上都是正统派。我们有神圣的价值……还有东正教。”有意思的是,巴辛斯基也参加了这场谈话。显然,巴辛斯基的观点就其实质来说与这一派相同,因此他也开始闭口不提“新现实主义”,而加入到“正统派”中了。

  巴辛斯基提出现实主义的根本不是语言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及其隐秘思想的信任,即相信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世界本身就是艺术的最高作品(最高构思)。与此相适应,语言本身也是活生生的,也有自己的世界和意义,它是不可操纵的。艺术家的任务不是“研究”生活和人,更不是改变他们,而是卓越地和透彻地反映这个(而不是艺术家编的)“构思”。这个现实主义可以称作天真的现实主义。换句话说,作家对最高构思信仰得越少,越是信赖自己的经验,他就在越少程度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辛斯基认为,正是后来站在无神论立场上的别林斯基在论果戈理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的精神基础。该文写道,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没有伪造和雕凿。因为艺术家没有仔细盘算各种可能性,没有去想像,没有努力制造结局……这个作品不是做成的,不是编的,而是作家心灵中某种存在于他身上或超乎他之外的更高的、神秘力量所赋予的灵感创造的。”而与之相对立的世界观则不相信这个世界的最高构思,认为一切都可以拿来试验。比如打开词语的组成,看看能得到什么结果。这被称作“美学实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就在于此。

      帕夫洛夫认为所谓现实主义应当是一种精神。他在《俄罗斯小说诗学》和《根本问题——俄罗斯传统主义者宣言》中提出,“现实主义精神比现实主义方法更具有历史性。”现实主义精神与俄罗斯民族文艺传统相连。这个传统“不是一劳永逸的教条。它任意拓展自己的边界,吸纳众多独具特色的创作世界,但必须是与俄罗斯信仰、文化、最终是生活相近的艺术世界……我把它叫做俄罗斯精神史。”“产生了不是对真实性、而是对真理的需求。”

  而瓦尔拉莫夫也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流派。俄罗斯文学宣扬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我满怀兴趣地研究这些问题,并在我的作品中触及当代的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现在的艺术家相当于编年史家。中世纪的编年史家怎样描述一个事件,当代作家就怎样在讲述人类的心灵史,不是事件本身,而正是心灵。”

  另外,在《莫斯科》杂志1998年组织的题为《现实主义:时髦抑或世界观的基础》的笔谈会上,帕夫洛夫和瓦尔拉莫夫还着重强调了东正教。认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是相信上帝、寻找上帝的文学,它的精神实质是东正教。

  俄罗斯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蓬蓬勃勃延续至今。伴随着这场讨论,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潮逐渐消退。连索罗金、佩列文、普里戈夫这样的实验家也开始在自己的新作中转向传统语言和传统形式。而沙尔古诺夫、谢恩钦等新生力量更是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现实主义队伍中来。这说明:现实主义没有死亡,现实主义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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