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前卫创作的流变看卫慧、棉棉的创作

作者:从女性前卫创作的流变看卫慧、棉棉的创作 来源:未知 2020-07-10   阅读:

从1998年7月卫慧、棉棉等一批“美女作家”在《作家》杂志上公开亮相到《上海宝贝》的被批评和查禁,这一被命名为“新新另类写作”的创作风潮已基本尘埃落定。

  从1998年7月卫慧、棉棉等一批“美女作家”在《作家》杂志上公开亮相到《上海宝贝》的被批评和查禁,这一被命名为“新新另类写作”的创作风潮已基本尘埃落定。批评界没有对此类创作采取简单的道德指责和精神挑剔,而是从历史内容和艺术追求的双重角度进行了评判,结果是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了某种共识,总体上对此贬多褒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从某种角度而言,前卫创作的命名与一种超前的或时髦的情绪体验相联系的话,那么卫慧、棉棉的浮出水面似乎是接续了刘索拉、残雪和陈染、林白的创作的传统。也就是说,卫慧、棉棉在前辈女作家创作的道路上不过是往前又走了一步,然而却遭到了评论界不再宽容的待遇,难道仅仅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变成谬误”这么简单?如果不是,原因何在?我们可以通过对三个女性前卫创作系别的梳理以及其内在问题的剖析,揭示卫慧、棉棉的文本中女性视阈的日益狭隘化和女性思考的日益钝化。
  如果说刘索拉的躁动不安、歇斯底里折射的是经历了长久压抑的人性的复苏和抗争;残雪的“呓语”和焦躁体现的是夸大了的人与人之间隔绝又窥视的哲学思考;陈染的“私人心语”是绝少肉体恣肆而多灵魂奔放的女性性灵的舞蹈;林白的“身体叙事”是沉潜于女性身体的表象之下,对女性生存境遇的透视和抗争,那么在卫慧、棉棉这里,只剩下了物质之躯的盘杂和像棉花糖一样浮华地翻腾着的欲望。她们笔下的一代人失去了刘索拉、残雪和陈染、林白的历史负重和哲学负重,追求的是一种单纯肉体的生活。于是他们在性交的高潮中体验真实,在吸毒酗酒的快慰中获取乐趣,充斥了一切原欲的本文变得狼籍一片,更为严重的是,一切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思考全都消失了,精神颓废,情感空虚,在惟恐失却意义和精神的时代,他们遭到批评和拒斥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刘索拉、残雪出现在1985年的文坛,在那个面对文学实验的年代,二人的前卫性恰好切合了政治“解冻”后追求文学多元化和人性化的风潮,因此二人创作的先锋性多少遮蔽了其性别特征。现在,藉着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的长足发展来返观刘索拉、残雪的创作,就会发现二人在女性思考的前卫性方面已为后来的陈染、林白做了铺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式的从个我角度去反思历史、折射现实的创作路数;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式的将“他人即是地狱”(萨特语)的哲学思考具像化,挑破人性中深层次的意识的创作选择,都为此后陈染、林白的创作开拓了思路。而且残雪不可重复的呓语加咒语的语言风格也开创了一种言说风格的个人化,当然也为后来者的“私语”打下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陈染、林白在刘索拉、残雪的冷静而残酷的智性思考中加入了鲜明的性别特色,而且从性别本能的思考过渡到有意识的性别的关注并进一步延伸为对生命体验的女性化表达。在长久以来性叙事女性缺席的传统中异军突起,以私语的方式将女性的微妙感觉极放肆又极有节制的展露出来。
  到卫慧、棉棉出场时,有关女性“私语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的合理性已在一番道德指责和学术论争之后逐步得到认可,而且随着所谓“隐私文学”的批量生产,女性的身体展示也已失去了革命性的轰动效应,那么如果还将卫慧、棉棉定位为前卫创作的话,恐怕只是着眼于二人在继陈、林之后大胆暴露了现代都市一角的一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的生活和体验。
  如果单从文学描写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展的角度考虑,卫慧、棉棉描画现代都市一族的真实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她们带给文坛和读者的震动不会亚于刘索拉、残雪和陈染、林白。然而作为文学而言,仅仅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显然是不够的。
  在她们的作品中,现代都市的酒吧、歌厅、机场、宾馆等都市符号和吸毒、酗酒、性交、同性恋等“新新另类”的生活充斥了所有的文本。卫慧的《蝴蝶的尖叫》、《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都是一群都市“有闲阶层”的欲望场。他们没有物质的后顾之忧,饱尝生活磨难的父母卸去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重量,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糖”,于是他们轻松得只知道在欲望中疯狂舞蹈,发出矫揉造作的尖叫,发泄一种歇斯底里的过剩的精力,模仿着西方早已作古的“嬉皮士”精神和“垮掉的一代”的糜烂和颓废。而这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接受者而言尚缺乏足够的物质后盾和神经承受力,中国的都市也没有甚至还不能够为文本中的“都市文明病”提供其得以孳生和蔓延的充足的养分。
  另外,他们也在追求着爱情,《蝴蝶的尖叫》中的朱迪,《糖》中的“我”等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爱的悸动,甚至朱迪也经历了与蛮子(刘索拉《蓝天绿海》)一样的女性遭遇:做第三者,怀孕后又被抛弃,最后堕胎而亡。而且不可否认,朱迪、“我”和蛮子一样真诚,然而她们欲望和身体先行,而精神滞后甚至引退的爱情方式使她们的感情变得绝望,也使得她们的女性悲剧少了蛮子的哀婉美,只剩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女性身体。只能让人感到是女性自身的堕落造成了自己的悲剧结局。
  实际上,陈染的系列创作《嘴唇里的阳光》、《纸片儿》、《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破开》到长篇《私人生活》等作品中,也不乏“非常态女性生活”的描绘和各种女性隐秘体验的展示,但同时文本中又分明飘动着一个孤独的女性智慧的精灵,引领着人们超越文本的浅层次而达到一种提升,以致于其中清幽迷乱的美的光环使人不忍亵渎;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系列,则在女性躯体的展露和女性欲望的张扬中,加入了女性生存中的种种血泪经历,书写了一种特殊的心酸史,让人不敢轻视。而且陈染、林白在过激的反讽男女之爱的过程中,仍然能清晰地让人感觉的到她们对灵与肉相交相融的美好爱情的期许,而卫慧和棉棉的作品则恰恰缺少一种提升和净化。在这里,女性所有的省察和追求都变得没有意义。《上海宝贝》中各个女性与不同男性的性经验的不厌其烦的描写,《糖》中对音乐圈和宾馆生活炫耀似的展示,让人感到文本叙述者无力或者根本就不愿自拔的创作姿态。在她们眼里,“性”成了表现人性的唯一渠道。人物在每一次性经验面前既矛盾痛苦又乐此不疲。女性在欲望放纵中展示粉红色的“女性的颓废”。这正是最可怕的精神麻醉,也是卫慧、棉棉创作出现的最致命的偏颇。也许正是对西方某种生活方式的极度迷恋膜拜,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尚未“开化”的中国本土社会的超前性的优越感,导致了卫慧、棉棉的创作基调的错位。
  某些媒体笼络了卫慧、棉棉的写作,在众多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创作中,卫慧、棉棉异常火爆便是商家炒作的结果。刘索拉、残雪的时代,媒体和商业运做还不够强劲,而且二人的创作在极力排除政治的、社会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刘索拉、残雪在男性接受者眼里是她们与男性共建了先锋文学思潮,在女性接受者眼里是她们具有恰好切合女性特征的边缘性叙事的前卫性。陈染、林白的时代则是媒体大张欲望之网的时代,商业热情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就曾给林白帮了个大倒忙。1994年7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战争》的单行本,封面采用了一幅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图片,颇像畅销的法制通俗小说的宣传方式,而且无孔不入的发行渠道使书流到了各种书摊,致使各种误解纷纷抛向小说和作者。陈染的“私语”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许多媒体曾对其中的某些情节加以色情渲染。然而尽管媒体和商家如此,但陈、林二人一直在商业炒作的利益诱惑中保持着清醒,用性灵和哲思征服了圈里圈外的人,至今陈染、林白仍维护着一种特殊的凄美的圣洁。而卫慧、棉棉在被媒体追踪和捕捉的过程中,将女性欲望和女性体验进一步物化和消费化,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商家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妥协葬送了二人的女性创作,也葬送了她们的女性思考,于是前卫性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经过了前仆后继的努力争得的女性话语权利,在一种不自重、不警醒的轻率中大受打击。
  女性的声音是众声喧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无数的女性也已经用自己别有洞天的智性思虑为女性言说争得了不可忽视的分量,甚至在前卫性、前瞻性的透视中,女性不惜以自己的隐秘体验为代价,折射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弥合,寻求女性真正的性别觉醒。这种努力不可否认。
  然而,在这种努力中,她们决不是无可指摘。实际上刘索拉、残雪的前卫性就隐含了一种局限:语言风格是自说自话的癫狂,情节结构是碎片的流动,其间骇人的哲学真实惊人地裸露,使得现实世界的生存变得危机四伏,引领女性的思考一步步走向悲观和暗淡。到了陈染、林白的“私语”和“身体叙事”,这种对人的失望,尤其是对男性的失望进一步走向极端,语言走向了低低的呢喃或抗争的申辩,女性情感走向了狂热的自恋和同性依赖。然而设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女性孤芳自赏自己的身体,用一系列回忆和身体探险“私语”女性的身体体验和隐秘的女性欲望,倘若不是陈染用心灵约束了这种展示,林白用革命性的勇气遮蔽了这种展示,这种叙事极易滑向某些媒体和许多女性把玩者的怀抱。而且当这些欲望和身体在这间屋子里无可展示时,当心灵的翻腾和自赏疲倦时,身体极易渴望冲出屋子寻找观众,语言也极易由“诗性的边缘”跌落下去。陈染、林白二人身上隐藏的危机终于被卫慧、棉棉缺乏思虑的莽撞所凸显,她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又心甘情愿地被捕捉了,女性语言丧失了诗性和灵性,一切都变得虚无颓废,于是陈、林二人前卫性思考和描写的如履薄冰在卫慧和棉棉这里则变成了全身尽湿还险些溺水身亡。前卫性的女性创作要想继续生存下去,恐怕不得不重新找寻落脚点。
  

分享给小伙伴们:
本文关键词: 提出质疑
从女性前卫创作的流变看卫慧、棉棉的创作:如果本文侵犯了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网立即做出处理,谢谢。
下一篇:秦淮河畔
从女性前卫创作的流变看卫慧、棉棉的创作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