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作者: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来源:未知 2020-07-11   阅读: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名士的传统。远的如魏晋,整个儿就是一个名士的时代,竹林七贤、陶渊明,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近的就更亲切了,民国时期的名士数不胜数,光说汪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名士的传统。远的如魏晋,整个儿就是一个名士的时代,竹林七贤、陶渊明,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近的就更亲切了,民国时期的名士数不胜数,光说汪曾祺的母校西南联大吧,就汇集了多少有名士范儿的大师级人物!汪曾祺清楚地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便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话是这么说的,但真要做名士可没这么简单。名士首先是士,士是什么?士要有传承、有才学、有情调、有操守,还要有那么一股潇洒、淡然的劲儿——当然,再加上名气,方可称名士。汪曾祺,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不仅如此,这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多年之后,他如此温情地回忆自己的父亲,恐怕不单单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在饱经沧桑后,对父亲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的认同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考上西南联大,对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他后来回忆说:“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而宽松的特殊环境里,汪曾祺的名士范儿得以最大限度地显露出来。据夫人施松卿说,这时的汪曾祺,常年一袭长衫,一双布鞋,顶着一头乱发,喜欢泡茶馆,经常白天睡觉而晚上看书。在他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有一件事汪曾祺最为得意:他为人捉刀写的一篇评论李贺的读书笔记,文采斐然,闻一多读罢称赞道:“你的报告写得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闻一多不幸遇难后,汪曾祺沉痛地说:“闻先生是很喜欢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好像离名士的形象差得很远,可是在内在气质上,他却对汪曾祺影响甚深。汪曾祺曾这样评价沈从文:“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如果说闻一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那么沈从文的影响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固然也有“年少轻狂”的岁月,但他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我们见惯了那些佯狂诗酒、抱膝高吟的名士范儿,突然就碰到了汪曾祺这么一位,真得好好琢磨一下。

  实际上,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最根本的当然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不可忘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人格”。汪曾祺说:“我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这种诗性人格对汪曾祺的影响几乎是终其一生的,这从他亲近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从他写作中体现的浪漫主义和人文情怀就能看出来。但与此同时,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著名文字学家朱德熙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两人一直是莫逆之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艰难日子里,有一次家中遇到难事,妻子半开玩笑地对汪曾祺说:“德熙是北大的副校长,咱们朋友中最大的官儿,托托他去?”孰料一贯温和的汪曾祺竟大发雷霆,向妻子吼道:“别添乱!”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不渝的独立见解上。担任《民间文学》主编时,他别具慧眼,发现陈登科来稿错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宁可得罪上级。这种对信念的坚守、深藏在骨子里的傲气,与他的诗性人格合在一起,便是儒家思想在汪曾祺身上的独特体现。

  儒家思想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如果仅仅是儒家,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的田园风格。人之一生,所得有限,而欲望无穷。再诗性的人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自承“年轻时很爱读《庄子》”,还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待到艰难的日子过去后,大家从他“重操旧业”创作的《葡萄月令》《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中,惊喜地读到了一个更加淡泊、从容、温情的汪曾祺。这与其说是汪曾祺给予读者的馈赠,倒不如说是生活给予汪曾祺的馈赠。

  有一点,道家与儒家是殊途同归的,那便是儒家讲究与自然的和谐,而道家同样推崇天人合一。一种思想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并不表现为简单的对应性接受。所以,我们非要刨根问底儿,弄明白汪曾祺所追求的“和谐”到底有几分为儒、几分为道,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其人格的形成,乃是受儒、道的共同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说到这,话题又回到汪曾祺的名士气质上。在前边,笔者把他这种追求和谐的名士气质称为“另类”,那是因为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惯于将名士的人格独立同对抗性来一块儿看待,名士被崇高化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而汪曾祺这个“老头儿”,哪儿有一点英雄的影子呢?可是反过来寻思,嵇康、陶渊明们选择出世,以决绝的舍弃为代价来换得精神的解脱,固然是一种崇高;而汪曾祺在入世的滚滚红尘中,始终保持着那份诗意与浪漫,坚守与温情,精纯如玉,温润如玉,又何尝不是更为普世化的崇高呢?套用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诺瓦利斯的说法,汪曾祺的这种名士气质,是一种“超越了世俗性低级自我、淡化了社会功利目的,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的境界。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的——关于他的饮食,下边正要说,这儿笔者只想强调,时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食更适合的题材了。李国文在《文人美食好文章》里说汪曾祺写美食“其意似乎并不在吃,而在于往事的回忆,看来怀旧比那些食物更令他陶醉”。诚哉斯言。

  该说说饮食了——谈论汪曾祺的名士范儿,怎能离得开饮食呢!近几年,饮食作为一个雅俗咸宜的话题是越来越流行了,前不久《舌尖上的中国》所掀起的饮食热便可见一斑。可是,若真将饮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谈论饮食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同样,也不是随便哪个饕餮之徒都可以称得上是美食家的——可要说汪曾祺是位美食家,估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同为美食家的陶慕宁说:“窃忖欲以哺啜家(今称美食家)名世者,当先具四质素。一者,识见广博,兼采并蓄。须味觉灵敏,足践四方,雅俗精粗,亲尝遍历。二者,腹笥稍丰,涉笔成趣。须读书多且杂,善言谈而有味,擅属文而能尽饮馔之趣。三者,穷达亨困,谙练世情。须命途有舛,曾经沉浮。四者,心境冲和,无欲之欲。须斥去功利,但求审美。”这四条标准,哪一条汪曾祺都当之无愧。

  汪曾祺喜欢吃是出了名的。他从小生活在高邮,大学时在昆明,工作后在北京,走一地吃一地。从《故乡的食物》《鸡鸭名家》等散文里,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他对故乡咸鸭蛋、荠菜、萝卜、鸭掌、鸭肫的喜爱与怀念。在昆明,每到星期天,他就和同学上街吃馆子,什么汽锅鸡、油淋鸡、过油肘子、腐乳肉、锅贴乌鱼、红烧鸡枞、过桥米线……全都尝到。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这一点很可能受家学影响,他的父亲就烧得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虾松和赛螃蟹(瓜鱼)。汪曾祺擅长的菜就更多了,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在《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评价自己做的菜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其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

  汪曾祺不但会吃、会做,还会写。写饮食文章也是门大学问,如果单写如何做、如何吃,那便和菜谱没有两样。好的饮食文章,重在饮食之外的情趣和意境。周作人曾评论李渔和袁枚饮食境界之高下说:“若以《随园食单》来与‘饮馔部’的一部分对看,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师矣。”汪曾祺笔下的饮食,素多荤少,小菜多,大餐少,野菜、豆腐、苦瓜、蚕豆皆可入篇。文如其人,正如他的“名士菜”清淡、朴拙一样,他写饮食的“名士文”,让人读来也感到平中显奇,淡中有味,性灵独得。在手法上,惯用白描,只寥寥数笔,便境界全出。就拿《钓鱼的医生》里他写王淡人举个例子吧: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美味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钓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的美食家而已——而“过得去”,显然不是我们对汪曾祺能够满意的期许。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汪曾祺离去的“后名士”时代,我们看到有些人打着名士的幌子,但他们若站到汪曾祺的背影后,尽管这背影渐行渐远,也一定会如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写的那样,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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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 猎狗追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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